引言

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意识形态理论认为：“找出一种新的方法很有必要，从而可以细化那些结构，精确地解释出内涵。”[1]44这里，“那些结构”指的就是文学结构，“方法”被细分为五个范畴：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美学意识形态。文学生产中的主体是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是语言产品的加工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许多作家同时也是出版公司的雇佣工人。特里·伊格尔顿认为文学本身即为意识形态，文学和意识形态均是劳动分工的产物，这就是说，文学不仅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文学还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总之，文学是一种生产，其有两个层面：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借用这五个范畴重新解读《幸运的吉姆》这一文本，试图有新的发现。

一、一般生产方式

伊格尔顿以为，一般生产方式由物质生产的错综复杂的各种力量和社会关系组成。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形成都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一般生产方式不仅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是其他生产的前提，如美学生产或文学生产。为了解读文学，有必要去了解在某种意义上讲决定文学生产方式的一般生产方式。伊格尔顿说：“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良好的身心素质，闲暇时间还有物质保障：写作和阅读的物质基础包括经济资源、住房、供电和私人空间。”[1]49

小说《幸运的吉姆》发行的时候，英国正值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时期。伊格尔顿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通过增加人口数量，把焦点聚集在城市，能利于文本的发行。”[1]49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意味着一般生产方式是决定文学生产最基本的因素，这引起我们对一般生产方式的重视，即重视整体的经济政治环境。伊格尔顿还说：“文学生产者与文学消费者休戚相关，而后者又受到文学生产资助商、出版商及文本发行商的影响，这些社会关系本身都是文本本身的促成要素。”[1]50《幸运的吉姆》发行的时候，英国文学生产的现象是文学家为了取得稿费直接出售他们的作品而非将自己的劳动力卖给出版商，了解这一点才能奠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石。

二、文学生产方式

文学生产方式指的是“特定社会形式中一定的文学生产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它本身是一般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1]45。文学生产方式有很多种，但其中一种占主导地位。“每种生产方式都是由生产、发行、交流、消费的特定结构组成的。”[1]47

特里·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贡献很大，如上所述，文学生产方式的概念给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这种视角在探讨文学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时尤其重要，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但同时对后者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文学生产方式既是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又汲取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的成分。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概念不仅强调文学生产与一般社会生产的共同性，也包含了文学对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加工。他认为：“科学的批评应该寻找出使文学作品受制于意识形态而又与它保持距离的原则。”[1]48他说：“某种意义上说，每种文学作品都是内化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即每个文本都是考虑了它的消费方式、目标读者以及文本的意识形态的。”[1]48

《幸运的吉姆》发行于1954年，事实上在1951年作者便完成了手稿。英国1945—1950年的经济萧条影响到了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沮丧与无助的精神状况渗入到人们的生活中。一些广播节目都深入讨论了当时英国的文化生活，一些关于文化生活的大众交流也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得如火如荼。事实上，所有的文学生产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有时被临时称作“文化上的”。问题存在不仅仅是文本生产和文本消费的过程，而且是文化意识形态机制下该生产的作用，这种机制包括文学生产和文本发行的具体机构，还包括一系列具有次要地位的其他机构，这样的机构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更为直接，涉及文学标准等因素。例如，文学社、文学沙龙、文学生产商、发行商、读者俱乐部、资助商和文学期刊、文学评论等。资助商的意识形态甚至直接控制了文本的生产、发行和消费，有时会使文本意识形态严重倾斜于资助商，例如版权问题、政治倾向问题等。

总之，文学生产方式会影响文本生产，包括文学作品的内容、形式和意义。《幸运的吉姆》发行的时候，“大众印刷”正在蓬勃发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文化程度得以极大的提高。于是，与广播、印刷、电视等生产方式相比，小说拥有自己的优势，影响着人们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尽管有时小说印刷因个人或社会原因而受限，但《幸运的吉姆》在1954年顺利发行，并受到极大欢迎，而小说的影响力也必然影响到了人们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