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动力和方向，其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高新区在引领经济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和培育新兴产业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成功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截至2018年年底，全国共批准设立169家国家高新区［1］。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研究透彻高新区发展动态、完善高新区政策体系建设、强化区域科技创新发展能力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6个重点高新园区进行案例分析，详细阐述各自的发展动态和成功机制，旨在通过归纳法为我国众多高新园区，特别是综合实力较为薄弱的园区，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1 国外重点高新园区的创新发展

1.1 美国硅谷：重视科技型企业培育的生态系统建设

硅谷位于美国加州北部旧金山湾以南，早期以硅芯片的设计与制造著称。硅谷最大的竞争优势是其制度和文化，并由此形成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2］（见图1）。同时，美国早期的人口政策和多元的教学机构也给硅谷带来了人才上的优势，有50%以上的公司由外来移民创建，有70%以上的工程师是移民。

1.1.1 形成了利于科技创新创业的投融资机制

硅谷拥有成熟的创业投资（见图2）。硅谷的投融资机制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灵活的投入机制。硅谷的投资资金来源多渠道，民间资本居于主导地位，80%以上来源于私人的独立资金［3］。二是高效的运行机制。硅谷形成了从企业筹备到成熟各个阶段接力式的风险投资模式，为创业提供了全程支持。三是成功的退出机制。硅谷风险投资的退出方式灵活多样，主要利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并购、小企业的出售以及破产清偿等多种形式退出。

图1 硅谷创新生态

图2 硅谷2008—2015年间风险投资额

1.1.2 形成了园区与高水平大学的良性互动

硅谷所在地拥有包括世界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在内的8所大学、9所专科学院和33所技工学校，汇聚了4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 200多名国家工程院和科学院院士、几万名工程师。研发人员占到硅谷总从业人员数量的10%以上，是美国平均水平的2倍。特色的教育体系为硅谷发展提供了高质量、多层次的人才，以及最新的创新产品和成果，并通过市场转化为财富。而产业又将财富反哺给大学和研究机构，并影响其人才挑选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4］。由此形成了创新创业文化的良性循环：一是大学成为理论创新与技术创新的源头。据统计，斯坦福大学员工与校友在硅谷创建的公司有1 300多家。二是建立了通畅的互动融合机制。斯坦福大学从1970年开始成立了“技术许可办公室”，专门负责技术转移工作。允许教师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职；允许他们有1～2年时间离岗创业或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三是培育了企业家精神。四是与校友有效互动促进了大学的繁荣。创业成功的企业家为母校捐款、为学生提供创业培训，促进了大学的繁荣。

1.1.3 形成了合理的产业布局，集群效应显著

硅谷不依赖任何一个单独的技术产业或者技术部门，不将发展重点集中在某个固定的产业上，而是利用市场的导向开发应用分列式的技术成果。从1950年至今，硅谷经历了5次产业变革，如图3所示。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主攻国防建设项目，第二阶段60—70年代主攻集成电路产业，第三阶段80年代主要是个人计算机产业，第四阶20世纪末主要是网络技术产业，第五阶段为2010—2020年硅谷的主要产业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

图3 硅谷产业变迁

1.2 印度班加罗尔：重视软件企业和人才的培育

班加罗尔是印度第三大城市，在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以后，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中心。我国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也已落户班加罗尔。经过20多年的发展，班加罗尔已经成为印度IT产业的代名词，全球75家顶尖软件公司有30家落户班加罗尔，班加罗尔有超过5 000家的高科技企业，集中了印度35%的软件人才，创造了印度1/3的IT业产值，被誉为“亚洲的硅谷”［5］。

1.2.1 构建高效的管理体系，提升服务企业的效率

班加罗尔园区内的软件企业可以分为两类：软件类企业——集成电路、电子通信等企业；服务企业——信息化服务、客户服务/技术支撑（见图4）等企业。园区的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项目审批、落实各种优惠政策、组织各种专业技能培训等。班加罗尔建立的知识管理体系在管理体系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核心层内部成员企业之间的知识管理；扩散层的知识管理；聚群辐射层的知识管理［6］。这3个方面构成了区域知识管理模式架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