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带着与生俱来的强烈使命感长久地被供奉在“神坛”之上，引导着人们摆脱愚昧蛮荒的牢笼崇尚智慧与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革命四起，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思想流派蓬勃涌现。鲍德里亚、拉库拉巴特、德里达等思想家纷纷发出“哲学终结”的言论，表示“大写的哲学”要让位于“小写的哲学”。与之相异的是阿兰·巴迪欧，在微观逻辑盛行的时代，他以“一种与当代哲学倾向完全唱反调的造反精神”［1］仍然为真理寻找着新的生存空间。

一、3种哲学情境与电影

由于哲学的主体以及研究对象逐渐含混不清甚至呈现出空缺的状态，哲学的情境成为一个必要。这个情境能够形成事件发生的场域，以便于哲学有条件在其中发挥判断、选择、解释、决定的作用。巴迪欧认为电影正是这样一种情境，本质上说，“电影是在一个理念基础上创造新的理念”，［2］创造的过程即为电影向哲学转化的过程。

巴迪欧举了3个例子作解释。第一个例子来自柏拉图《高尔吉亚篇》。其中，卡利克勒与苏格拉底关于幸福和正义关系的争论是一种哲学情境。二人的观点根本上是有错位的，他们并不在统一的标准体系中讨论。卡利克勒的正义指的是法制、规则，而幸福是具有立法与管理的权力；苏格拉底的正义是智慧、勇敢与节制等美好品质的统一，幸福则是内在的满足与平静。尽管最后苏格拉底凭借辩论的才能战胜了卡利克勒，但也只是修辞的胜利，而非事实的胜利。最终的胜负结果便是哲学的在场证明，它指引人们在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选择存在或选择思想。当选择出现，哲学的情境自然已在。

第二个例子是数学家阿基米德之死。罗马人成功入侵希腊后，一个罗马士兵找到阿基米德并传达将军要见他的命令。阿基米德正沉迷于在沙子上绘制几何图形进行演算，没有立即起身，于是被愤怒的士兵杀死。这个例子中，士兵的背后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法律，阿基米德的背后则是自身的原则与价值信仰，二者没有共同的尺度与真正的对话。但存在一种距离，这种距离的两头是不对称的两股力量。当距离出现，哲学的作用在于发现这段距离并阐释内在的关系。

第三个例子是沟口健二的电影《近松物语》的故事。女人出轨并和男友一起逃跑，丈夫选择不告发通奸之事并帮助二人躲避追捕。不幸的是，这对情侣还是被抓住并接受酷刑。最后画面定格在即将遭受死刑的二人的脸上，他们露出淡淡的非常特别的笑。这个例子中被禁止的爱情却能够不惧怕死亡，说明这份爱情本身在这一瞬间已逃脱了社会权力的掌控，对酷刑的坦然正是证明了权力的失效。

以上3个例子分别从选择、距离和例外事件3个角度阐述哲学在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巴迪欧进而说明，哲学对不是关系的关系感兴趣，并在其断裂之处制造新的综合。新的综合提供新的可能性，也为一些群体发声。对应上述的3个例子：没有权力的人凭借高尚的品格一样可以获得幸福，权力的特定盲目性应该在真理面前予以让步，真心相爱的感情经得起死亡的考验因而应该免除相应的惩罚。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因可再现或者假造影像世界而具备了与哲学相似的功能，因此它是一种哲学的情境。

二、5种思考电影的方法

电影与哲学之间是多重的关系组合。首先是电影可以转化为哲学，接着哲学作为一种工具思考与分析电影。哲学根据电影的大众艺术或实验电影、艺术电影等多种分类继续分化与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哲学还需要找到电影与人性、思想之间的双向关系并阐释。对于以上问题的处理，巴迪欧提出5种思考电影的方法：

一是影像问题。电影本身是吸引力的艺术，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爱森斯坦认为，是“吸引力强迫观众臣服于情感上或心理上的冲击”。［3］观众观看电影的时候，看到的是现实生活的近似物，既带有真实性又带有吸引力的电影艺术轻而易举地带领观众进行一次自我的反思性投射。

二是时间问题。电影将任意维度的时间提取出其可见性，同时放大观众对时间的体验感，画面、声音通通转化为了一种知觉。电影中的时间可以不是线性的时间链条，而是一种将过去、现在与未来交融在一起的时间晶体，或者是一些先锋电影中纯粹的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是对时间的释放。

三是电影与其他艺术的比较。电影作为第七艺术，综合了六大艺术的普遍特点，却剔除了并不友好的贵族性。它从绘画中汲取与外部世界间的感性关系，从音乐中汲取可见与可听之间的辩证法，从文字里汲取叙事的形式，从戏剧里汲取制造明星的方法。巴迪欧由此提出假设：第七艺术是其他6种艺术的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