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犹如居住、营养、教育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回溯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围绕信息传播的问题意识,如“谁在言说”“为何言说”“如何知道”“怎样言说”“说了什么”“是谁在听”“言说效果”等,引发有关人类文明的传播与思考,甚至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人类的社会生活、文化活动离不开传播,同时,社会的文化属性是人类传播行为的本质存在。然而,面对技术革新带来的有关“媒介”认识的偏向、传播学在中国及国际上出现的身份焦虑、人才培育中的文化修养迷失等问题,我们必须要重新思考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对传播活动而言,文化既是来源也是资源,因为“它提供‘可以获得的意义’,这些意义极大地影响文化成员‘能够表达的东西’”①。文化既是内容也是形式,历史地看,文化或许并不直接教导我们如何实现传播效果,但它可以告诉我们如何使自己配得上有效传播,能把困顿的传播行为变得意味深长。文化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论,传播不只承继文化,还要创造文化。一方面,引自西方的传播学所用范畴、范例、方法等一直面临本土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植根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发掘当代传播学话语,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作为文化的传播”的传播学学科定位,理应是可行的建设路径。

一、人的媒介与媒介的人:以人的传播实践为本的文化理念

从人类思想史来看,如何审视人与媒介的关系,早已进入思想家的视野。人与媒介的关系,实为人与物、我与物等传统命题的延伸。除了“媒介是人的创造物”这个占据统治地位的媒介工具论,还有“媒介是人的延伸”的媒介环境论以及“人即媒介”的媒介文化论(或互动性)等多个主张。每个主张均有与之相适应的媒介技术情境及其现实逻辑。随着新媒介的兴盛,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人与媒介的关系。

1.媒介变革引发人与媒介关系的思考

宇宙万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人们或视物茫茫,直观物我浑然之感；或出入宇宙,辨析物我昭然之义。对此,中国哲学创设了“源流”“本末”“体用”“道器”“一多”等概念,西方哲学有“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可能与现实”等诸多范畴。然即便如此,人类审视世界,仍时有类似于如何找到白天和黑夜分界线的困顿。由此困顿,人类的自我认识及其关于与自身创造物之间关系的认知,就会发生转向或偏移。历史上关于人与媒介关系的认知,就是如此。

严格地说,作为“关系”“中介”的媒介无处不在,万物也因媒介而普遍联系。同时,人类在不同时期都曾创造出最新的媒介技术,并借助这些技术实现讯息的交换。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及技术的媒介化是人类创造性思维的物化,可被视为人类身心的一种延伸,是人类与外部世界联系和抗衡的中介性工具。在人与媒介之间,人是主体,媒介是人类创造物的载体。因此,传统主流的媒介解释理论都把人与媒介联系在一起加以认知,而不仅仅以媒介(物)为孤立的研究对象。

自工业社会以来,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其带来的媒介技术变革,不断地改变着人们对媒介服务环境的认知。20世纪以来,媒介革新更是达到历史的新高度,从而催生出诸如“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等现代传播学的主流论断。虽说马歇尔·麦克卢汉自称并非媒介技术决定论者,上述言论只是他关于媒介价值的比喻修辞,但伴随着当代新媒介日新月异的社会环境,还是有很多人从强化媒介中心论的角度赋予麦克卢汉媒介观“新”的意义,认为“媒介形式与媒介的具体内容相比毫不逊色”“或许可以说麦克卢汉更强调硬件而非软件”②……诸如此类,均告诉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与媒介的关系,强化人类文化学视角,守护以人尤其是人的传播实践为本的媒介本质论,科学把握当今新媒体的人学意义。

2.媒介文化神秘主义的存在及反思

从人与媒介相联系的角度说,媒介对人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每一种媒介都以它自己的方式储存信息,限制文本,引导接受者接受信息的方式或兴趣。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不同,文字符号与影视符号有异,线上与线下更是相去甚远,即便是同一种媒介,因其结构及目的不同,信息呈现方式也有区别。可以说,每一个媒介在人类的使用中,都会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情感趣味乃至社会的组织结构。而每一次媒体变革无不推动了知识学习、接受及更新的方式,更是孕育、促进了新的知识阶级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代之人,每与媒介相表里。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20世纪70年代所提出的“三喻文化”说(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后喻文化)③,即是从传播学角度思考“代沟”问题的文化生成与传承的理论。人们常言的“代沟”,便与代际之间掌握、熟悉的媒介密切关联。如今因使用媒介获得信息方式不同而带来的代际差异,可谓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