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生死观教育，是从生死问题出发，引导人们认识生命和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帮助人们树立积极的生存、生活观念,从而促进人格完善、提升生命质量的教育[1]。生死观教育是人生观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因素。生死观教育的功能可以分为个体功能和社会功能，其中个体功能包含：促进个人主体意识的形成、促进个人价值的实现、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功能包含：有利提高全民素质、有利于解决社会内在问题、有利于协调人与大自然间的关系。生死观教育可以让人“认识生命、领悟生死、珍视生命”和“爱护身体、与人为善”，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目前我国的国民教育中虽然也包括人生观教育，但它多是从人生理想的角度进行的，给予学生的往往是具有抽象性的价值信念，很少涉及生与死的具体过程、意义及情感体验等问题，所以许多青少年学生对生死问题的认识是蒙昧的，因此不会珍惜他人，甚至自己的生命，对死亡亦是充满着恐惧的，对生命历程中的各种困扰，也不能作出正确评估和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近年来社会变革带来的竞争压力对大学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校大学生自杀事件此起彼伏，甚至包括了高端学历的博士生[2]。现实表明，生死教育是学校工作不能回避的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把生死教育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包括国民教育和高等教育，甚至可以延伸到毕业后再教育。

1 现代医学对生死的定义

医师，掌握医药卫生知识，从事疾病预防和治疗的专业人员的统称。医学生是医学院校学习各类医学知识的人员，他们是未来的医师，而医学博士生则是最高学历的医学生。医师对死亡认知与普通人不同之处在于接受过医学专业教育，对现代医学的深刻了解，使得他们很清楚现代医学的局限性。生与死是一个生物学、哲学、神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多学科的综合问题。生物学对死亡定义：丧失生命、生命的终止，停止生存。医学作为生物学的一个分支，传统上将一个人的心跳、呼吸永久性停止作为死亡的标志。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人工心肺机、呼吸机、体外膜肺（ECOM）等生命支持设备的出现，心跳和呼吸停止已经无法作为生命终止的标志了，于是医学上又提出“脑死亡”的概念，患者脑干功能的丧失被作为“脑死亡”的诊断标准，一旦患者出现脑死亡现象，就意味着其发生了实质性与功能性死亡，即所谓“临床死亡”[3,4]。“临床死亡”不等同于“重要器官的新陈代谢相继停止，并发生不可逆性的代谢，整个机体不可能复”的“生物死亡”。随着器官移植手术在临床上广泛的开展，一个针对生于死的伦理学问题又凸显出来了，我们未经“脑死亡”患者本人同意，擅自摘取未“生物死亡”的器官作为供体是否符合伦理呢？那些被摘除的活器官是否还具自主意志呢？哲学对死亡的定义为：生命(或者事物件)系统所有的本来的维持其存在(存活)属性的丧失，且不可逆转的永久性的终止；基督教信仰将“死亡”定义为一个人的灵魂离开肉体的现象；佛教则认为“死亡”不过是“六道轮回”中的一环[5]。神学和哲学对死亡定义已超出了医学和生物学的界限，因此我们传统生死观教育已经无法解决医学博士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要解决上述问题，我认为医学生的生死观教育的实施需注入哲学、宗教思维、融入爱的教育、需转变传统文化避讳死亡的观念、需加强道德责任教育及大力倡导以临床为主的实践活动。

2 中华文明的生死观

在远古文明诞生之时，由于人类科技和认知的局限，人类为了自身精神的解脱，于是诞生了原始的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宗教的影响无处不在，各种文明的生死观都被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烙印。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取得了万流归宗的地位，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宗教的影响深入到它的社会与文化的每一部分，阿拉伯地区一直受伊斯兰教统治到现在。而唯独中国，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宗教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中国文化可以说异常复杂，精于形而上的道学，但是其根源都来源于《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以说，这段精简的概述，完整的阐述了形而上向形而下的衍变过程。《易》就像一棵大树，其他后来所谓的诸子百家都是从这里发展出去的，针对某一方面进行扩充延伸。即便魏晋南北朝所流行的清谈“老庄”哲学也只是树干，至于儒家严格意义上不能算哲学，只是在应用方面进行的扩展而已[6]。千年来儒家思想占据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意识，一直延续到现在[7]。长期以来，儒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为建立个千年统一的中央大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亦没有给任何宗教的发展留下适宜的空间和条件。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虽然做到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完整对接，但未能解答何为生与死的哲学命题，无法为自身文明寻找到一个死后的安身之所。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意谓人如果连“此生”都照顾不好，何谈照顾“来世”[7]。孔子的本意是要求人们务本求实，关注现实感性生命的愉悦，对生活负责，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对生命社会价值的追寻，而不要分心去考虑死亡及死后世界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的这种把死亡问题排斥在生命视野之外的现实主义生存哲学，中国人表面上乐观坦荡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对死亡的深深的悲哀和恐惧，因为“死”就意味着对“生”的彻底否定，意味着世俗生命之乐的彻底破灭，这对于注重现实的中国人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中国文化对死亡采取回避态度，这与儒文化重生轻死的传统有关。中国人的这种生死态度忽略了生命的原初意义，忽略了对生命本身的感受，忽略了对有关死亡诸多细节的体验，如亲人、朋友亡故后的精神重负、自杀、死亡焦虑与恐惧等，从而简化了死亡问题，遮蔽了死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当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背景性知识而不知所措，易产生恐惧、焦虑与绝望心理。中国儒家文化生死观的缺陷在佛教传入后得到了一定的修补。佛教创立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重视人类心灵和道德的进步和觉悟。佛教信徒修习佛教的目的即在于依照悉达多所悟到修行方法，发现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最终超越生死和苦、断尽一切烦恼，得到究竟解脱。佛教是一个外来宗教，自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就不断与本土文化融合，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人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8]。当年所谓的“佛法东传”最大的贡献莫过于解决了看待“死亡”的问题，使得中华文明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生死观，这对一个文明能持续发展是十分重要的。